清史稿

卷一百二十四

食货五

△钱法茶法矿政

钱法太祖初铸“天命通宝”钱，别以满、汉文为二品，满文一品钱质较汉文一品为大。天聪因之。世祖定鼎燕京，大开铸局，始定一品。於户部置宝泉局，工部置宝源局。“顺治通宝”钱，定制以红铜七成、白铜三成搭配鼓铸。钱千为万，二千串为一卯，年铸三十卯。每钱重一钱。二年，增重二分，定钱七枚准银一分，旧钱倍之。民间颇病钱贵，已更定十枚准一分。各省、镇遵式开铸，先后开山西、陕西、密云、蓟、宣、大同、延绥、临清、盛京、江西、河南、浙江、福建、山东、湖广及荆州、常德、江宁三府铸局。五年，停盛京、延绥二局。六年，移大同局於阳和。七年，开襄阳、郧阳二府铸局。八年，停各府、镇铸。十年，复开密云、蓟、宣、阳和、临清铸局。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，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，馀准废铜输官，偿以直，并禁私铸及小钱、伪钱，更申旧钱禁。嗣以输官久不尽，通令天下，限三月期毕输，逾限行使，罪之。

是年廷议疏通钱法，以八年增重一钱二分五釐为定式，幕左汉文“一釐”二字，右宝泉铸一字曰“户”，宝源曰“工”，各省、镇并铸开局地名一字，如太原增“原”字、宣府增“宣”字之类，钱千准银一两，定为画一通行之制。禁私局，犯者以枉法赃论。时官钱壅滞，通以敛散法，酌定京、外局钱，配搭俸饷。钱粮旧制徵银七钱三，皆著为令。而直省局钱不精，私铸乘之，卒壅不行，悉罢铸，专任宝泉、宝源，精造一钱四分重钱，幕用满文，俾私铸艰於作伪。现行钱限三月销毁。更定私铸律，为首及匠人罪斩决，财产没官，为从及知情买使，总甲十家长知情不首，地方官知情，分别坐斩绞，告奸赏银五十两。

十七年，复直省铸，令准重钱式，幕兼用满、汉文。康熙元年，铸纪元钱，后凡嗣位改元，皆铸如例。高宗内禅，铸乾隆钱十二，嘉庆钱十八，非常例也。自改铸一钱四分钱，奸民辄私销，乃定律罪之比私铸。遂禁造铜器，为私销也。十八年，申严其禁，军器、乐器之属，许造用五斤以下者。时重钱销益少，直苦昂。二十三年，允钱法侍郎陈廷敬纠复一钱旧制。久之，钱贵如故，乃申定钱直禁，银一两易钱毋得不足一千，然钱直终不能平。季年银一两易钱八百八十至七百七十。乃发五城平粜钱易银以平其价。

自旧钱申禁，而闽地僻远，犹杂制钱行之。二十四年，巡抚金鋐以为言，学士徐乾学疏称：“自古皆古今钱相兼行使，听从民便。”因历数历代旧事，谓“自汉五铢以来，未尝废古而专用今。隋销古钱，明天启后尽括古钱充铸，钱之变也。且钱法敝，可资古钱以澄汰，故易代仍听流通。矧闽处岭外，宜听民行使”。上韪其言，尽宽旧钱废钱之禁。是年定旗籍私铸私销罪如律。四十一年，以循旧制改轻钱，私铸复起，廷臣请罢小制钱，仍铸一钱四分重钱，新旧钱暂兼行，新钱千准银一两，旧钱准七钱。诏从之。然私铸竟不能止。

四十五年，山东请铸大钱。会获得常山私铸，上以私铸不尽大钱，必多私销，宜先收后禁，乃令钱粮银一两折收二千文，钱尽，折收铜器。户部以新钱不敷，请展至五年后毁旧铸。越二年，襄阳私铸钱潜贮漕艘入京，大理卿塔进泰奉命会查，疏请严禁收毁，再犯私铸私贩罪如律，船户运弁罪同私铸，地方官知情，斩决，没其家；失察，夺职。法益加严。

官局用铜，自四十四年兼采滇产。雍正元年，巡抚杨名时请岁运滇铜入京。廷议即山铸钱为便，因开云南大理、霑益四局，铸运京钱，幕文曰“云泉”。上以钱为国宝，更名“宝云”，并令直省局钱，幕首“宝”字，次省名，纯满文。其后运京钱时铸时罢。

乾隆二年，以钱价久不平，饬大兴、宛平置钱行官牙以平钱价。上念私销害尤甚，益厉行铜器禁。官非三品以上不听用，旧有铜器限三年内输官，逾限以私藏禁物论，已禁仍造，罪比盗铸为从。遂通令禁造铜器。寻益严限制，惟一品始听用，馀悉禁之，藏匿私用，皆以违禁论。十二年，上以钱重则私销，轻则私铸，令复一钱二分旧制。十三年，定翦钱边律罪为绞监候。先是尚书海望以铜禁病民，疏陈四弊，高宗然之，遂罢禁铜收铜令。

复以京师钱价昂，银一两仅易八百文，诏发工部节慎库钱平价。御史陶正靖疏陈钱价不平，弊由经纪蠹害钱法，遽命革除之。浙江布政使张若震言钱贵弊在私毁。如使配合铜铅，参入点锡，铸成青钱，则销者无利。试之验，因采其议，铸与黄钱兼行。定私铸铅钱禁，为首及匠人绞监候，为从及知情买使，减一等。申严贩运及囤积制钱之禁，凡积钱至百千以上，以违例论。上谕廷臣曰：“今之言禁者，亦第补偏救弊，非能正本清源也。物之定直以银不以钱，而官民乃皆便钱不便银，趋利之徒，以使低昂为得计，何轻重之倒置也？嗣是宜重用银，凡直省官修工程，民间总置货物，皆以银。”

二十二年，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、伪钱。上以民间杂用吴三桂“利用”、“洪化”、“昭武”诸伪钱，第听自检出，官为易之以充铸，旧钱仍听行使。二十四年，回部平，颁式於叶尔羌，铸“乾隆通宝”，枚重二钱，幕铸叶尔羌名，左满文，右回文，用红铜，并毁旧普尔钱充铸。越二年，阿克苏请铸，如叶尔羌例。复允西藏开铸银钱，重一钱与五分二种，文曰“乾隆宝藏”，幕用唐古忒字，边郭识年分。以上二类钱，第行之回、藏，内地不用。二十九年，令回部铸钱，永用乾隆年号。

时至中叶，钱直昂，直省皆增炉广铸，价暂趋於平。会铜运迟滞，市侩居奇增直，害钱法，通饬督抚毋得轻请停炉减卯。季年私铸益多，四川、云、贵为渊薮，流布及江、浙。云、贵官钱亦以不善罢铸。又自律严私铸，常宽之以收毁，莠民恃以行诈，私钱日出不穷。五十七年，湖广总督毕沅请收买毋立限。上谓湖北乃私铸总汇，不图禁绝而预思所以卸过，命严稽私贩，仍予宽限二年。五十九年，以官私钱错出，钱贱，乃暂罢直省铸，私钱通限一年收缴，而吏胥缘为奸。嘉庆元年，复直省铸。至十年，直省未尽复卯，钱复贵，通饬各督抚按卯鼓铸。然嗣是局私私铸相踵起，京局钱至轮郭肉好糢糊脆薄，“宝苏”铸中杂沙子，掷地即碎，而贵州、湖广私铸盛行，江苏官局私局秘匿。至道光间，闽、广杂行“光中”、“景中”、“景兴”、“嘉隆”诸夷钱，奸民利之，辄从仿造。贵阳大定官局亦别铸底大钱，钱法自是益坏。

时华洋互市，以货易银，番船冒禁，岁漏出以千万计，御史黄中模、章沅咸以为言。而大髻、小髻、蓬头、蝙蝠、双柱、马剑各种番银，亦潜输内地以规利，自闽、广通行至黄河以南。而洋商复挟至各省海口，阳置货而阴市银，至洋银日多，纹银日少而贵。上患之，命粤督申严禁约，然所禁不及洋银，仿铸之广板、福板、杭板、吴庄、行庄，耗华银如故。御史黄爵滋请并禁使出洋，更立专条，议从重科。十七年，诏沿江沿海督抚、海关监督，饬属严稽偷漏，定功过，行赏罚，而海内银卒耗竭，每两易钱常至二千。廷臣谋所以重钱以杀银之势，而议格不行。

先是道光中叶，银外泄而贵，朝野皆欲行大钱以救之。广西巡抚梁章钜疏言其利。文宗即位，四川学政何绍基力请行大钱以复古救时。上意初不谓然，卒与官票、宝钞行焉。钞尝行於顺治八年，岁造十二万八千有奇。十年而罢。嘉庆间，侍讲学士蔡之定请行钞。咸丰二年，福建巡抚王懿德亦以为请。廷议以窒碍难行，卻之。是时银亏钱匮重，而军需河饷糜帑二千数百万，筹国计者，率以行官票请。次年，命户部集议。惠亲等请饬部制造钱钞与银票相辅并行。票钞制以皮纸，额题“户部官票”，左满、右汉，皆双行，中标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，下曰“户部奏行官票”。凡原将官票兑换银钱者，与银一律，并准按部定章程，搭交官项。伪造者依律治罪。边文龙。钞额题“大清宝钞”，汉字平列，中标准足制钱若干文，旁八字为“天下通宝，平准出入”，下曰“此钞即代制钱行用，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，京、外各库一概收解”。边文如票。大钱当千至当十，凡五等，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。当千、当五百，净铜铸造，色紫；当百、当五十、当十，铜铅配铸，色黄。百以上文曰“咸丰元宝”，以下曰“重宝”，幕满文局名。四年，以乏铜，兼铸当五铁钱及制钱。已而更铸铅制钱。乾隆间，京局用铜，滇、洋兼资，后专行滇运。时以道梗铜滞，故权宜出此。定议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，钞二千抵银一两，票钞亦准是互相抵，民间完纳丁粮税课及一切官款，亦准五成，京、外应放库款如之。大钱上下通行如票钞，抵银如制钱之数，输官以三成，铁钱通用如大钱。阻挠罪以违制，伪造钞票斩监候，私铸加严。通饬京、外设置官钱局。寻以直省延不奉行，嗣后议於各府置钞局，发大钱於行店，俾钱钞通融互易以便民，丁粮搭收票钞，零星小户银钞尾零，搭交铜铁大钱，皆先从直隶、山东实行。官吏折勒骫法，商民交易不平价，从严处治。七年，令顺天直隶各属钱粮，自本年上忙始，以实银四成、宝钞三成、当十铜铁大钱三成搭交，一切用项，亦按成搭放。寻从户部议，自本年下忙始，直隶照银七票三徵收，大钱三成即纳在钞票三成内，交票交钱听便。

然钞法初行，始而军饷，继而河工，搭放皆称不便，民情疑阻。直省搭收五成，以款多抵拨既艰，搭放遂不复肯搭收。民间得钞，积为无用，京师持钞入市，非故增直，即匿货，持向官号商铺，所得皆四项大钱，不便用，故钞行而中外兵民病之。其后京师以官号七折钱发钞，直益低落，至减发亦穷应付，钞遂不能行矣。大钱当千、当五百，以折当过重最先废，当百、当五十继废，铁钱以私票梗之而亦废，乃专行当十钱。盗铸丛起，死罪日报而不为止。局钱亦渐恶，杂私铸中不复辨，奸商因之折减挑剔，任意低昂。商贩患得大钱，皆裹足，三成搭收，徒张文告，屡禁罔效。法弊而挠法者多，固未有济也。当十钱行独久，然一钱当制钱二，出国门即不通行。咸丰之季，铜苦乏，申禁铜、收铜令。同治初，铸钱所资，惟商铜、废铜，当十钱减从三钱二分。光绪九年，复减为二钱六分。

时孝钦显皇后锐意欲复制，下廷臣议，以滇铜运不如额，姑市洋铜，交机器局试铸。户部奏称机器局铸钱并京局开炉之不便，懿旨罪其委卸，卒命直隶总督李鸿章於天津行之，重准一钱，遂赏唐炯巡抚衔，专督云南铜政。十四年，广东试铸机器钱，以重库平七分识於幕。二十四年，命直省铸八分钱。而京师以制钱少，行当十钱如故。三十二年，铸铜币当十钱，民不乐用，於是创铸银、铜圆，设置银行，思划一币制，与东西洋各国相抗衡。

初，洋商麕集粤东，西班牙、英吉利银钱大输入，总督林则徐谋自铸图抵制，以不適用而罢。嗣是墨西哥、日本以国币相灌输。光绪十四年，张之洞督粤，始用机器如式试铸，李鸿章继任续成之，文曰“光绪元宝，库平七钱二分，广东省造”，幕绞龙。并铸三钱六分、一钱四分四釐、七分二釐、三分六釐四种小银圆。中国自行银钱自此始。湖北、江西、直隶、浙江、安徽、奉天、吉林以次开铸。寻以广东、湖北、江西所铸最称便用，许以应解京饷拨充铸本。直省未开铸者，饬从附铸。京、外收放库款，准搭三成。因命刘坤一、张之洞、陶模筹议三局造铸事宜。已复由户部核定，七省所铸规模成色苦参差，不利通行。会造币总厂成，拟撤其三，而留江南、直隶、广东为分厂。初铸准重墨圆，议者颇非之。之洞始於湖北试行一两银币。户部亦以中国立算，夙准两钱分釐，因定主币为库平一两，而以五钱、一钱小银币暨铜圆、制钱辅助之，令总分厂如式造行。

铜元铸始闽、广，江苏继之。时京局停铸，命各运数十万入京，由户部发行备用。沿江、沿海省分，并饬筹款附铸。而直省陆续开铸，造币总厂反后成。总厂拟铸之币凡三品：曰金，曰银，曰铜。最先铸铜币。自当制钱二十降至当二，自重四钱降而四分，凡四种，文视直省小异大同。直省曰“光绪元宝”，总厂初同直省，嗣定曰“大清铜币”，皆识某所造，幕皆龙文，紫铜铸，直省间亦用黄铜。凡私造铜币、伪造纸币，罪视制钱加等。初铸铜元，为补制钱之不足，旋艳其馀利，新政饷需皆取给焉，竞铸争售，乃至不能敷铸本。两江总督周馥首疏其弊，户部为立法限制之。继与政务处上补救八事。旋以开铸者多至十七省，省至二三局，恐终难言画一，乃令山东归并直隶，湖北归并湖南，江南、安徽归并江宁，浙江归并福建，广西归并广东，合奉天、河南、四川、云贵为九厂，由部派员会办，遣大臣周历察核，与户部筹定会办事宜。顾铜元以积贱，当十钱仅能及半数，民私局私颇丛奸弊。应准银者，铜元折合，类致亏损，物价翔贵，民生日益凋敝。省与省复相轧，至不相流通。山东巡抚袁树勋继陈十害。时总厂初铸铜币，尚留宝泉铸六分制钱。广东请改铸一文钱，由总厂颁式通行。三十四年，命各铜元厂加铸一文新钱，如铜圆式，盖存一文旧制，藉为铜圆补救也。

自大理少卿盛宣怀奏设通商银行，议者以东西洋各国皆有国立银行，能持国内外财政，二十九年，允户部请，设置官银行，以部专其名，纠合官商资本四百万，通用国币、发行纸币、官款公债皆主之。寻为发行纸币，并开纸、印刷二厂。会户部改度支，更银行名曰“大清”，设正副监督各一，造币总厂亦如之。银行内并附设储蓄银行。画一币制，载入各国新定商约。部议宜先审定银币，试行效，则积金铸币三品之制，可使同条共贯。第计元计两，尚持两端。德宗下其事於督抚。適有以实行商约速定币制请者，下政务处核议，各督抚亦先后议上。主两者至十一省，主圆者仅八省。度支部前亦颁布用两，遂定一两为主币。复由部设币制调查局，而审慎於铸造推行、画一成色分量之间。至宣统二年，仍前定名曰“圆”，银币一圆为主币，五角、二角五、一角三种，镍币五分一种，铜币二分、一分、五釐、一釐四种，为辅币。银币重七钱二分，馀递降。并撤直隶银铜造币厂，而留汉口、广东、成都、云南四厂。前所铸大小银元，暂照市价行使，将来由总厂银行收换改铸。

三品之制，首金，次银。光绪中叶，英金磅岁腾长，每磅自华银四两一钱六分五釐增至八两有奇。御史王鹏运、通政司参议杨宜治尝建议积金仿铸。三十年，户部疏请备造币之用，纳官者皆准金。出使大臣汪大燮极言用金之利。孙宝琦则请对内用银，对外必预计用金。廷臣之论国币者，亦以不臻至用金，币制不为完善，皆请速定用本位金，卒未能实行云。

茶法我国产茶之地，惟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四川、两湖、云、贵为最。明时茶法有三：曰官茶，储边易马；曰商茶，给引徵课；曰贡茶，则上用也。清因之。於陕、甘易番马。他省则召商发引纳课，间有商人赴部领销者，亦有小贩领於本籍州县者。又有州县承引，无商可给，发种茶园户经纪者。户部宝泉局铸刷引由，备书例款，直省预期请领，年办年销。茶百斤为一引，不及百斤谓之畸零，另给护帖。行过残引皆缴部。凡伪造茶引，或作假茶兴贩，及私与外国人买卖者，皆按律科罪。

司茶之官，初沿明制。陕西设巡视茶马御史五：西宁司驻西宁，洮州司驻岷州，河州司驻河州，庄浪司驻平番，甘州司驻兰州。寻改差部员，又令甘肃巡抚兼辖，后归陕甘总督管理。四川设盐茶道。江西设茶引批验大使，隶江宁府。

岁徵之课，江苏发引江宁批发所及荆溪县属张渚、湖汊两巡检司。安徽发引潜山、太湖、歙、休宁、黟、宣城、宁国、太平、贵池、青阳、铜陵、建德、芜湖、六安、霍山、广德、建平十七州县。江西发引徽商及各州县小贩。此三省税课，均於经过各关按则徵收。浙江由布政使委员给商，每引徵银一钱，北新关徵税银二分九釐二毫八丝，汇入关税报解。又每岁办上用及陵寝内廷黄茶共百一十馀篓，由办引委员於所收茶引买价内办解。湖北由咸宁、嘉鱼、蒲圻、崇阳、通城、兴国、通山七州县领引，发种茶园户经纪坐销。建始县给商行销。坐销者每引徵银一两，行销者徵税二钱五分，课一钱二分五釐，共额徵税课银二百三十两有奇。行茶到关，仍行报税。湖南发善化、湘阴、浏阳、湘潭、益阳、攸、安化、邵阳、新化、武冈、巴陵、平江、临湘、武陵、桃源、龙阳、沅江十七州县行户，共徵税银二百四十两。陕、甘发西宁、甘州、庄浪三茶司，而西安、凤翔、汉中、同州、榆林、延安、宁夏七府及神木厅亦分销焉。每引纳官茶五十斤，馀五十斤由商运售作本。每百斤为十篦，每篦二封，共徵本色茶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篦。改折之年，每封徵折银三钱。其原不交茶者，则徵价银共五千七百三十两有奇。亦有不设引，止於本地行销者，由各园户纳课，共徵银五百三十两有奇。四川有腹引、边引、土引之分。腹引行内地，边引行边地，土引行土司。而边引又分三道，其行销打箭炉者，曰南路边引；行销松潘厅者，曰西路边引；行销邛州者，曰邛州边引。皆纳课税，共课银万四千三百四十两，税银四万九千一百七十两，各有奇。云南徵税银九百六十两。贵州课税银六十馀两。凡请引於部，例收纸价，每道以三釐三毫为率。盛京、直隶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均不颁引，故无课。惟茶商到境，由经过关口输税，或略收落地税，附关税造销，或汇入杂税报部。此嘉庆前行茶事例也。

厥后泰西诸国通商，茶务因之一变。其市场大者有三：曰汉口，曰上海，曰福州。汉口之茶，来自湖南、江西、安徽，合本省所产，溯汉水以运於河南、陕西、青海、新疆。其输至俄罗斯者，皆砖茶也。上海之茶尤盛，自本省所产外，多有湖广、江西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诸茶。江西、安徽红绿茶多售於欧、美各国。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，宁波茶输至日本。福州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。此三市场外，又有广州、天津、芝罘三所，洋商亦麕集焉。盖茶之性喜燠恶寒，喜湿恶燥，又必避慓烈之风，最適於中国。泰西商务虽盛，然非其土所宜，不能不仰给於我国，用此骎骎遍及全球矣。

其业此者，有总商，有散商。领引后，行销各有定域。亦有兼行票法者，如四川自乾隆五十二年开办堰工茶票后，名目甚繁，然第行於产多或销畅之区，非遍及各州县也。惟甘商旧分东、西二櫃，东櫃多籍隶山西、陕西，西櫃则回民充之。自咸丰中回匪滋事，继以盗贼充斥，两櫃均无人承课。总督左宗棠勘定全省，乃奏定章程，以票代引。遴选新商采运湖茶，是曰南櫃。时领票止八百馀张。嗣定为三年一案，领票准加不准减。计自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七年，逐案加增。三十年，又於湖票外更行销伊、塔之晋票。迄於宣统二年，茶务日盛。

茶之与盐，办法略相似。惟盐为岁入大宗，故掌国计者第附於盐而总核之。其始但有课税，除江、浙额引由各关徵收无定额外，他省每岁多者千馀两，少祗数百两或数十两。即陕、甘、四川号为边引，亦不满十万金。咸丰以来，各省次第行釐，光绪十二年，福建册报至十九万馀两，他省款亦渐多，未几收数复绌。宣统三年豫算表所载，茶税特百三十馀万而已。

顺治初元，定茶马事例。上马给茶篦十二，中马给九，下马给七。二年，差御史辖五茶马司。时商人多越境私贩，番族利其值贱，趋之若鹜。兼番僧驰驿往来，夹带私茶出关，吏不能诘。户部奏言：“陕西以茶易马，明有照给金牌勘合之例。今可勿用，但定价值。至番僧所至，如官吏纵容收买私茶，听巡按御史参究。”茶马御史廖攀龙又言：“茶马旧额万一千八十八匹，崇祯三年增解二千匹，请永行蠲免。”并从之。四年，命巡视茶马满、汉御史各一，直隶河宝营地当张家口之西，明时鄂尔多斯部落曾於此交易茶马，旋封闭。至是，户部差理事官履勘，以状闻。谕仍准互市。七年，以甘肃旧例，大引篦茶，官商均分，小引纳税三分入官，七分给商。谕嗣后各引均由部发，照大引例，以为中马之用。又旧例大引附六十篦，小引附六十七斤。定为每茶千斤，概准附百四十斤，听商自卖。

十三年，以甘肃所中之马既足，命陈茶变价充饷。十四年，复以广宁、开成、黑水、安定、清安、万安、武安七监马蕃，命私马私茶没入变价。原留中马支用者，悉改折充饷。十八年，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，於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。康熙四年，遂裁陕西苑马各监，开茶马市於北胜州。七年，裁茶马御史，归甘肃巡抚管理。十九年，以军需急，加福建茶课银三百五十九两，至二十六年豁免，并除湖广新增茶税银。时四川产茶多，其用渐广，户部议增引，迄康熙末，天全土司、雅州、邛、荣经、名山、新繁、大邑、灌县并有所增。

二十四年，刑科给事中裘元佩言洮、岷诸处额茶三十馀万篦，可中马万匹。陈茶每年带销，又可中数万匹。请遣员专管。三十六年，遂差部员督理茶马事务。四十年，以陕西私茶充斥，令严查往来民人，凡携带私茶十斤以下勿问，其驮载十斤以上无官引者论罪。四十四年，以奸商恃有前例，皆分带零运，私贩转多，饬照旧缉捕，停差部员，仍归甘肃巡抚兼理。自康熙三十二年，因西宁五司所存茶篦年久浥烂，经部议准变卖。后又以兰州无马可中，将甘州旧积之茶，在五镇俸饷内，银七茶三，按成搭放。寻又定西宁等处停止易马，每新茶一篦折银四钱，陈茶折六钱，充饷。至六十一年，复增西宁、庄浪、岷州、河州茶引，各处所存旧茶，悉令变卖。

雍正三年，遂议自康熙六十一年始，五年内全徵本色，五年后即将旧茶变卖。嗣是出陈易新，总以五年为率。四年，定陕西行茶，改令产茶地方官给发船票，照商人引目茶数开明，如於部引外搭行印票，及附茶不遵定额者，照私盐律论，查验失察故纵，均加处分。八年，命陕西商运官茶，於旧例每百斤准附带十四斤外，再加耗茶十四斤。又谕：“四川茶税皆论园论树，夫树有大小，园有宽狭，岂能一致？若据以为额，未得其平。应照斤两收纳，著该抚详议。”寻议：“旧例每斤徵课二釐五毫，今但徵四丝九忽有奇，前后悬绝，应酌减其半，无论边、土、腹引，俱纳银一釐二毫五丝。”时川茶行销，引尚不敷，於是复增，各府、州、县再行给发。九年，命西宁五司复行中马法。十年，又命中马应见发茶。时安徽亦增引，照四川例，以馀引暂存司库，遇不敷时，配给行运。十三年，复停甘肃中马。始定云南茶法，以七斤为一筒，三十二筒为一引，照例收税。

乾隆元年，令甘肃官茶改徵折色，每篦输银五钱。时西宁五司陈茶充牣，令每封减价二钱，刻期变卖。二年，以江西南昌等三十二州县地不产茶，四川成都、彭、灌等县滞销，其引或停或减，并豁除课银。七年，免甘肃地震处之课，乃命西宁五司徵本色。八年，免四川天全所欠乾隆七年前之羡馀截角，成都、彭、灌等县之未完银两。十一年，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言：“西宁、河州、庄浪三司，番、民错处，惟茶是赖。迩年以粮易茶，计用茶六万五千五百馀封，易杂粮三万八千一百馀石，请著为例。”报可。十三年，定甘肃应徵茶封，每年收二成本色、八成折色，并申明水陆各路运商验引截角法，推行安徽、浙江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。二十四年，从甘肃巡抚吴达善言，命西宁五司茶封，照康熙三十七年例，搭放各营俸饷。二十五年，吴达善又言：“甘省茶课向为中马设。今其制已停，在甘、庄二司地处冲衢，西河二司附近青海，犹有销路，惟洮司偏僻，商销茶斤，历年俱改别司售卖，而交官茶封，仍归洮库，往往积至数十万封，始请疏销。应将洮司额颁茶引，改归甘、庄二司给商徵课，俟洮司库贮搭饷完日，即行裁汰。”

二十七年，陕甘总督杨应琚复条上疏销事宜四：“一，官茶应改徵折价也。查甘肃库贮官茶，向例如存积过多，改徵折色。今五司库内，自乾隆七年至二十四年，已存百五十馀万封。经前抚臣吴达善奏准每封作价三钱，搭放兵饷，已搭放四十馀万封。在市肆官茶日多，非十年之久，不能全数疏销。且每年商人又增配二十四万封，商茶既多，官茶益滞。莫若将商交二成官茶五万四千馀封，照例每封徵折价三钱，俟陈茶销售将完，再徵本色。一，商茶应准减配也。查甘肃茶法，商人每引交茶五十斤，无论本折，即系额课。外有充公银三万九千馀两，亦系按年交纳，无殊正供。至商人自卖茶封，每引止应配正茶五十斤，连附茶共配售三十馀万封，商人即以配售之茶纳课。经吴达善奏准增配以纾商力，并无课项。第茶封既增，又有搭放兵饷之官茶，势致愈积愈多，难免停本亏折。今商人原每引止五封，内应减无课茶十五万八千三百十六封，共止配茶四十万九千四百四十封，二成本色茶封既议改徵折价，无庸配运。一，陈积茶封应召商减售也。查各司俱有陈茶，而洮司为多。现每封四钱发售，商民裹足。请仍照原议，每封定价三钱，召商变卖。一，内地、新疆应一体搭放也。查乾隆二十四年吴达善奏准满、汉各营以茶封搭饷。至新疆茶斤，向资内地。今官茶以沿途站车輓运，无庸脚费，其自肃州运至各处，将脚价摊入茶本之内，较之买自商贾，尚多减省。”疏入，议行。

二十九年，裁甘肃巡抚，茶务归陕甘总督兼理。三十四年，以甘省库贮官茶渐少，复徵本色一成。三十六年，又以伊犁等处安插投诚土尔扈特等众，赏给茶封，仍议照旧徵收二成。三十八年，四川总督刘秉恬奏准三杂谷等处土司买茶，以千斤为率，使仅敷自食，不能私行转售。四川设边引，商人纳税领运於松潘等处销售，无论土司蛮商，俱准赴边起票贩运。嘉庆七年，以陕西神木官销茶引久经拨归甘省商销，令豁除旧存羡馀名目。四川教匪滋扰，蠲除大宁、广元、太平、通江、南江五州县茶税。十年，复免大宁、太平、通江、巫山四县厅税课。十七年，以甘肃库茶充羡，定商纳官茶，全徵折色。二十二年，谕：“闽、皖、浙商人贩运武夷、松罗茶赴粤销售，向由内河行走，近多由海道贩运，夹带违禁货物私卖。饬令茶商仍由内河行走，永禁出洋贩运，违者治罪、茶入官。”

道光三年，谕：“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，经户部议覆，乌里雅苏台、科布多砖茶不得侵越新疆各城售卖。兹将军果勒丰阿等奏，此项砖茶，由归化城、张家口请领部票纳税而来，已六十馀年，未便遽行禁止。惟新疆既为官茶引地，商茶究有碍官引，令嗣后商民每年驮载砖茶一千馀箱，前赴古城，仍照例给票，无许往他处售卖。”六年，谕：“前因新疆各城运茶，前将军等请给引招商纳课。兹据庆祥等奏称，各城无殷实之户，若遽令承充官商，必致运课两误。著北路商民专运售杂茶，并在古城设局抽税，即以所收银抵兰州茶商课。俟试行三年，再行定额。至附茶仍由甘商运销。”八年，钦差大臣那彦成言：“甘肃官茶，年例应出关二十馀万封。近来行销至四五十万封，皆以无引私茶影射，价复递加，每附茶一封，售银七八两至十馀两不等。请嗣后每封定价，阿克苏不得过四两，喀什噶尔不得过五两，并於嘉峪关外及阿克苏等处设局稽查。”诏如所请。九年，命甘肃茶务责成镇迪道总司稽查，奇台县就近经管。

咸丰三年，闽浙总督王懿德奏请闽省商茶设关徵税。五年，福建巡抚吕佺孙复言：“闽茶向不颁给执照，徵收课税。自道光二十九年，直隶督臣讷尔经额以闽商贩运，官私莫辨，议由产茶之崇安县给照，经过关隘，验税放行。嗣因产茶不止一处，商人散赴各县购买，绕道出贩，复经抚臣王懿德奏请，自咸丰三年为始，凡出茶之沙、邵武、建安、瓯宁、建阳、浦城、崇安等县，一概就地徵收茶税，由各县给照贩运，先后下部议准。前岁因粤匪窜扰，江、楚茶贩不前，暂弛海禁，各路茶贩，遂运茶至省，不从各关经过，不特本省减税，即浙、粤、江西亦形短绌。臣履任后，遍询茶商获利，较前不啻倍蓰。商利益厚，正赋转亏。现粤匪未平，军需孔急，众商身拥厚赀，什一取盈，初无所损。且徵诸贩客，不致扰累贫民，完自华商，无虑纠缠洋税，以天地自然之利，为国家维正之供，迥非加增田赋者比。但闽茶不止数县，必在附省扼要处所设关增卡，给印照以凭查核。连界各省，亦应一体设立，俾免趋避。请自咸丰五年始，凡贩运茶斤，概行徵税，所收专款，留支本省兵饷。惟创行伊始，多寡未能预定，俟行一二年后，再行比较定额。”自此闽税始密。然至十年，犹未报部，经部饬催，乃按期奏报。六年，允伊犁将军紥拉芬泰请，伊犁产茶，设局徵税，充伊犁兵饷之用。十一年，广东巡抚觉罗耆龄奏请抽收落地茶税。

同治元年，饬下湖南、湖北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各督抚，详查本省产茶及设茶庄处所，妥议章程具奏。二年，两江总督曾国藩疏，略言：“江西自咸丰九年，定章分别茶釐、茶捐。每百斤除境内抽釐银二钱，出境又抽一钱五分有零外，向於产茶及设立茶庄处所劝办茶捐，每百斤捐银一两四钱或一两二钱不等，填给收单，准照筹饷事例汇齐请奖。臣仍照旧章办理。本年据九江关署监督蔡锦青详，请遵照户部奏准，饬将盐、茶、竹、木四项统徵关税，已於三月起徵。江西茶叶运至九江，有华商、洋商之分。洋商既完子口半税，固不抽釐，华商既纳浔关正税，亦未便再令完釐。臣即照部章，於义宁州开办落地税。惟原奏内大箱净茶科则稍重，分别核减。参酌茶捐向章，每百斤，义宁州等处徵一两四钱，河口镇徵一两二钱五分，概充臣营军饷，由臣刊发税单护票，委员经收。或业户自行完纳，或茶庄代为完税领单，至发贩时，统由茶庄缴销税单。华商换给护票，洋商即凭运照，贩至各处销售。除华商完纳九江关税、洋商完纳子口半税外，经过江西、安徽各釐卡，验明放行。如此办理，与户部原奏、总理衙门条约，一一符合。税单虽系茶庄经手，税银实为业户所出。洋商不得藉口於子口半税，而禁中国之业户不完中国之地税。华商既免逢卡抽釐，亦不至纷纷私买运照，冒充洋商。”得旨允行。

五年，户部奏准甘省引滞课悬，暂於陕西省城设官茶总店，潼关、商州、汉中设分店。商贩无引之茶，到陕呈报。上色茶百斤收课银一两，中色六钱，下色四钱。所收解甘弥补欠课。七年，议准归化城商人贩茶至恰克图，假道俄边，前赴西洋各国通商，请领部照，比照张家口减半，令交银二十五两，每票不得过万二千斤。十一年，议准甘省积欠旧课，仍追旧商。召募之新商试新课。其杂课、养廉、充公、官礼四项缓徵。十三年，议准甘省仿淮盐之例，以票代引，不分各省商贩，均令先纳正课，始准给票。其杂课归并釐税项下徵收。各项名色概予删除。行销内地者，照纳正课三两外，於行销地各完釐税，每引以一两数钱为度，多不过二两。出口之茶，则另於边境局卡加完釐一次，以示区别。

光绪十年，户部统筹财政，於茶法略言：“据总理衙门单开，光绪八、九等年出口茶数多至万九千馀万斤。查道光年间英国所收茶税，约每百斤收银五十两，而我之出口税仅纳二两五钱，不及十一。拟照甘肃茶封之例，每五十斤就园户徵银三钱。增课既多，洋人无所藉口。或照宁夏、延、榆、绥等处茶引每道徵银三两九钱之例，於产茶处所设局验茶，发给部颁茶照，每照百斤，徵银三两九钱，经过内地关卡，另纳釐税，验照盖戳放行，不准重複影射。所有茶照，按年豫行赴督请领，原照一年后作废。或於产茶处所验茶发给部照，既完课三两，再倍收银三两九钱，前后共徵七两八钱，一切杂费均予豁除。惟於各海关及边卡，凡应纳洋税，仍照向章完纳。若在内地行销贩运，无论经过何省何处釐卡关榷，均免再徵。则改釐为课，改散为总，既便稽查，复免侵渔。惟园户及贩商若何防其走漏，应令各省参酌定章，覆奏办理。”

十二年，以山西商人在理藩院领票，诡称运销蒙古地方，实私贩湖茶，侵销新疆南北两路。一票数年，循环转运，往往逃釐漏税。经部奏准，嗣后领票，註明“不准贩运私茶”字样。如欲办官茶，即赴甘肃领票缴课完釐。倘复运销私茶，查出没官。

是时泰西诸国嗜茶者众，日本、印度、意大利艳其利厚，虽天时地质逊於我国，然精心讲求种植之法，所产遂多。盖印度种茶，在道光十四年，至光绪三年乃大盛。锡兰、意大利其继起者也。法兰西既得越南，亦令种茶，有东山、建吉、富华诸园。美利坚於咸丰八年购吾国茶秧万株，发给农民，其后愈购愈多，岁发茶秧至十二万株，足供其国之用。故我国光绪十年以前输出之数甚钜，未几渐为所夺。印度茶往英国者，岁约七十三万二千石，价约二千四万两。吾国茶往者八十九万八千石，价约千八百六十八万两。印度茶少於华，而价反多。迨二十二年我国运往，乃止二十一万九千四百馀石而已。日本之茶，多售於美国，亦有运至我国者。光绪十三年，我茶往日本者万二千馀石，而彼茶进口万六千馀石。其专尚华茶取用宏多者惟俄。盖自哈萨克、浩罕诸部新属於彼，地加广，人加众，需物加多，而茶尤为所赖。光绪七年定约，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，而往来益盛。十年后我国运往之茶，居全数三之一。十三年，并杂货计，出口价九百二万两有奇，而进口价仅十一万八千馀两，凡输自我者八百九十万两。然十二年茶少价多，十三年茶多价少，华商已有受困之势，厥后亦兼购於他国，用此华茶之利骤减。盖我国自昔视茶为农家馀事，惟以隙地营之，又采摘不时，焙制无术，其为他人所倾，势所必至。

三十三年，茶叶公会以状陈於度支部，税务司亦以茶税减少为言，於是命筹整理之策。宣统初，农工商部遂有酌免税釐之议。汉口、福州皆自外国购入制茶机器，且由印度聘熟练教师。江西巡抚又筹款贷与茶户。自是销入欧洲及北阿非利加洲者乃稍畅旺。

夫吾国茶质本胜诸国，往往涩味中含有香气，能使舌本回甘，泰西人名曰“胆念”，他国所产鲜能及此。故日本虽有茶，必购於我，荷兰使臣克罗伯亦言爪哇、印度、锡兰茶皆不如华茶远甚。然则奖励保护，无使天然物产为彼族人力所夺，是不能不有望於今之言商务者。

矿政清初鉴於明代竞言矿利，中使四出，暴敛病民，於是听民采取，输税於官，皆有常率。若有碍禁山风水，民田庐墓，及聚众扰民，或岁歉穀踊，辄用封禁。

世祖初开山东临朐、招远银矿，顺治八年罢之。十四年，开古北、喜峰等口铁矿。康熙间，遣官监采山西应州、陕西临潼、山东莱阳银矿。二十二年，悉行停止。并谕开矿无益地方，嗣后有请开采者，均不准行。世宗即位，群臣多言矿利。粤督孔毓珣、粤抚杨文乾、湘抚布兰泰、广西提督田畯、广东布政使王士俊、四川提督黄廷桂相继疏请开矿，均不准行，或严旨切责。十三年，粤督鄂弥达请开惠、潮、韶、肇等府矿，下九卿议行。上以妨本务停止。盖粤东山多田少，而矿产最繁，土民习於攻采。矿峒所在，千百为群，往往聚众私掘，啸聚剽掠。故其时矿东开矿，较他省尤为厉禁。

乾隆二年，谕凡产铜山场，实有裨鼓铸，准报开采。其金银矿悉行封闭。先是，五年允鲁抚朱定元请，开章丘、淄川、泰安、新泰、莱芜、肥城、宁阳、滕、峄、泗水、兰山、剡城、费、莒、蒙阴、益都、临朐、博山、莱阳、海阳各州县煤矿，而藁城知县高崶请自备赀开峄、滕、费、淄、沂、平阴、泰安银铜铅矿则禁之。然贵州思安之天庆寺、镇远之中峰岭，陕西之哈布塔海哈拉山，甘肃之紥马图、敦煌、沙洲南北山，伊犁之皮里沁山、古内、双树子，乌鲁木齐之迪化、奎腾河、呼图壁、玛纳斯、库尔喀喇乌苏、条金沟各金矿，贵州法都、平远、达摩山，云南三嘉、丽江之回龙、昭通之乐马各银矿，相继开采。嘉庆四年，给事中明绳奏言民人潘世恩、苏廷禄请开直隶邢台银矿。上谓：“国家经费自有正供，潘世恩、苏廷禄觊觎矿利，敢藉纳课为词，实属不安本分。”命押递回籍，明绳下部议。六年，保宁以请开塔尔巴哈台金矿，明安以请开平泉州铜矿，均奉旨申饬。

道光初年，封禁甘肃金厂、直隶银厂。盖其时岁入有常，不轻言利。惟云南之南安、石羊、临安、个旧银厂，岁课银五万八千馀两；其馀金矿岁至数十两，银矿岁至数千两而止。又旋开旋停，兴废不常，赋入亦鲜。铜铅利关鼓铸，开采者多邀允准，间有蠲除课税者。广东自康熙五十四年封禁矿山，至乾隆初年，英德、阳春、归善、永安、曲江、大埔、博罗等县，广州、肇庆两府，铜铅矿均行开采。百馀年来，云、贵、两湖、两粤、四川、陕西、江西、直隶报开铜铅矿以百数十计，而云南铜矿尤甲各行省。盖鼓铸铅铜并重，而铜尤重。秦、鄂、蜀、桂、黔、赣皆产铜，而滇最饶。

滇铜自康熙四十四年官为经理，嗣由官给工本。雍正初，岁出铜八九十万，不数年，且二三百万，岁供本路鼓铸。及运湖广、江西，仅百万有奇。乾隆初，岁发铜本银百万两，四五年间，岁出六七百万或八九百万，最多乃至千二三百万。户、工两局，暨江南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陕西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九路，岁需九百馀万，悉取给焉。矿厂以汤丹、碌碌、大水、茂麓、狮子山、大功为最，宁台、金钗、义都、发古山、九度、万象次之。大厂矿丁六七万，次亦万馀。近则土民远及黔、粤，仰食矿利者，奔走相属。正厂峒老砂竭，辄开子厂以补其额。故滇省铜政，累叶程功，非他项矿产可比。

道光二十四年，诏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广东等省，除现在开采外，如尚有他矿原开采者，准照现开各厂一律办理。二十八年，复诏“四川、云、贵、两广、江西各督抚，於所属境内确切查勘，广为晓谕。其馀各省督抚，亦著留心访查，酌量开采，不准讬词观望。至官办、民办、商办，应如何统辖弹压稽查之处，朝廷不为遥制”。一时矿禁大弛。咸丰二年，以宽筹军饷，招商开采热河、新疆及各省金银诸矿。三年，诏曰：“开采矿产，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地，较之一切权宜弊政，无伤体制，有裨民生。当此军饷浩繁，左藏支绌，各督抚务当权衡缓急，於矿苗丰旺之区，奏明试办。”时军兴饷乏，当时开采者，仅新疆噶尔，蒙古达拉图、噶顺、红花沟之金矿，直隶珠窝山、遍山线、室沟、土槽子、锡蜡片、牛圈子沟，蒙古哈勒津、罗圈沟、库察山、长杭沟之银矿，新疆迪化、罗布淖尔、三个山之铜锡矿数处。同治七年，吉林请开火石岭子等处煤矿，以伏莽未靖，格部议不果行。十三年，以滇矿经兵燹久废，谕饬开办，从滇督岑毓英请也。

是年海防议起，直隶总督李鸿章、船政大臣沈葆桢请开采煤铁以济军需，上允其请，命於直隶磁州、福建台湾试办。光绪八年，两江总督左宗棠亦言北洋筹办防务，制造船炮，及各省机器轮船所需煤铁，最为大宗，请开办江苏利国驿煤铁。报闻。嗣是以次修筑铁路，煤铁益为当务之急。於是煤矿则吉林大石头顶子、乱泥沟、半拉窝、鸡沟、二道河、陶家屯、石牌岭，黑龙江太平山、察汉敖拉卡伦，直隶开平、唐山，内丘县之上坪、永固、磁窑沟、南阳寨，临城县之冈头、石固、胶泥沟、杨家沟、新庄、竹壁、牟村、焦村，宣化府之鸡鸣、玉带、八宝寺山，阜平县炭灰铺村，曲阳县白石沟、野北村，张家口厅海拉坎山、马连圪达，宛平县青龙涧、碑碣子，承德府榆树沟，奉天海龙府远来、义和、进宝、玉盛、永顺、永益、万利、人和、同德、顺发，锦州府大窑沟，锦西厅砀石沟，本溪县王干沟，兴京厅蜜蜂沟，辽阳州窑子峪，江西萍乡、永新、馀干，山东峄县，安徽贵池、广德、繁昌、东流、泾县，湖北荆门，河南禹州，山西平定、凤台，浙江桐庐、馀杭，江苏上元、句容，湖南湘乡、祁阳，广西富川、贺县、奉议、恩阳、南宁、那坡，陕西白水、澄城、同官、宜君、邠州、陇州、淳化。铁矿则直隶迁安县、滦州，湖北大冶，广西永宁州，江西永新县，云南开、广两府，贵州青谿，皆先后开采，而秦、晋商民零星开采，尤难悉数。

二十二年，诏开办各省金银矿厂。自光绪初年，开直隶窑沟银矿，甘肃西宁、甘、凉，黑龙江漠河观音山、奇乾河各金矿外无闻焉。自明令颁行而后，金矿则直隶之平泉州属转山子，建昌县属金厂沟，抚宁县属双山子，泺平县属宽沟，丰宁县大营子、西碾子沟，翁牛特旗之红花沟、水泉沟、拐棒沟，而迁安县所产尤旺。奉天之凤凰、安东、辽阳、通化、宽甸、怀仁、铁岭、开原、通化、海城、锦县，蒙古之贺连沟、大小槽、碾沟、除虎沟、朱家沟、板桥子、珠尔琥珠、克勒司、布恭、特勒基、哈拉格囊图、奎腾河、图什业图汗，四川之冕沟，湖南之平江，浙江之诸暨，黑龙江之黑河，新疆之和阗、焉耆。银矿则四川之天全、卢山、大穴山头，皆报明开采。

而铜、锡、铅、锑、石油、硫磺、雄黄等矿，亦接踵而起。铜则云南迤东汤丹、茂麓正厂六，子厂十一。迤西回龙、得宝正厂八，子厂九。楚雄永北及云武所属万宝、双龙，又永安顺宁、临安、开化、曲靖各厂，均招商承采。而江西赣州，陕西镇安，湖南绥宁，新疆拜城、库车亦有铜厂。锡则广东儋州，广西南丹土州、富川、贺县。铅则湖南常宁、湘乡、临武，四川会理，浙江镇海、奉化、象山、宁海、太平。锑则湖南益阳、邵阳、新化、沅陵、慈利、湘乡、祁阳、新安、溆浦，贵州铜仁，四川秀山，广东曲江、防城、乳源，广西南太、泗镇、陵阳都。石油则陕西延长，甘肃玉门，新疆库尔喀喇乌苏。硫磺则山西阳曲，奉天辽阳、锦州。雄黄则湖南慈利。或官办，或商办，或官商合办。或用土法，或用西法。

九年，诏各省煤矿招商集股举办。自是云南、四川均设招商及矿务局，贵州设矿务公商局，山西设矿务公司。粤东琼州之铜矿，浙江宁波之铅矿，皆率招商集股开办。开办历数十年，惟开平、萍乡之煤，大冶之铁，规模宏远。次则平江之金，益阳之锑，常宁之铅，犹为民利。漠河金矿所产虽富，岁解部银仅二十万两。滇铜自十三年命唐蜅督办，岁运京铜不过百馀万，各省鼓铸，犹以重直购洋铜。铁产为汉阳厂炼钢造轨，略供轮路之需。粤、桂、晋出铁虽饶，以提炼不精，国内制造，仍多购自英厂。

二十四年，诏设矿务铁路总局於京师，以王文韶、张荫桓主之。奏定章程二十二，准华商办矿，假贷洋款，及华洋合股，设立公司。自是江西萍乡煤矿则借德款，湖北大冶铁矿则借日本款，浙江宝昌公司则借义款，直隶临城煤矿则借比款。当其议定合同，於抵押息金外，辄须延聘矿师，甚者涉及用人管理。至直隶井陉、安徽宣城煤矿，山西盂平、泽、潞、平阳，四川江北煤铁矿，新疆塔城，直隶霍家地、厂子沟金矿，广西上思，贵州正安铅铁，福建邵武、建宁、汀州，直隶八道河，奉天尾明山，及吉林新旧矿，均华洋合办，一经订约，时生轇轕。若福公司之於晋矿，其尤甚者也。二十四年，河南豫丰公司以其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各矿之权，山西商务局以其专办盂平、泽、潞、平阳煤铁各矿之权，同时让与办理。一公司垄断两省矿务，更议修铁道自晋讫汴，因矿及路，利权损失，争持三年，始允合办。汴既侵攘华官主权，晋复干涉人民开采。全晋绅民，坚持废约。迟之又久，始以银二百七十馀万赎回。他如陕西延长，四川富顺、巴、万石油矿，湖南常宁龙王山，湖北兴国龙角山矿，均因商民私相授受，酿成交涉。

自议订胶济、东清路约，附路十三里内华人无开矿权。而开平煤矿，漠河观音山金矿，复因内乱为外人所侵占。开平煤矿，自光绪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集官商之力，经营二十年，效力大著。二十六年，拳匪乱后，洋员德璀琳因督办张翼委其保护，与矿师胡华私立卖约，而张翼亦即签押移交，转以加招洋股中外合办奏闻。由是而唐山西山、半壁店、马家沟、无水庄、赵各庄、林西各矿，秦皇岛口岸地亩附属之承平、建平、永平金银矿，悉操於英公司。严诏责令收回，赴英控诉，卒未就绪。三十四年，筹办滦州煤矿，英公司阻挠之。乃劫为营业联合之法，合设开滦总局。观音山金矿，亦因拳乱为俄人占据。三十二年，始以俄银万二千卢布赎回。

二十八年，外务部改定矿章，凡华洋商人得一体承办矿务，惟必禀部批准，乃为允行之据。是年皖抚聂缉椝许英人凯约翰承办歙、铜陵、大通、宁国、广德、潜山矿产，嗣以专办铜陵之铜官山，订约定期百年，占地三十八万四千馀亩。皖中绅民合力争之，始以银四十万两赎回自办。法人弥乐石亦於是年以勘办全滇矿务请於滇督及外务部，皆拒之，仍获澂江、临安、开化、云南、楚雄、元江、永北等府、厅、州矿权以去。继是英商立乐德以合办东、昭两府金银矿不获，遂援弥乐石例，索广南、曲靖、丽江、大理、顺宁、普洱、永昌七府矿，亦坚拒未允。一时举国上下，咸以保全矿产为言。由是蜀设保富公司，华洋承办川省矿务，购地转租事宜属之。闽设商政局，旋奏设矿务总公司，凡请办各矿场，查核准驳之权属之。山西保晋公司，安徽矿务总局，类能集合殷富，鸠赀开办。湘、鄂则於所属矿地勘明圈购，以杜私售。

二十五年，江南筹办农工矿路各学堂，两湖复筹设高等矿业学堂。三十一年，商部以洋商私占矿地矿山，疏请申明约章，以维权限。寻奏设各省矿政调查局，以勘明全国矿产、严禁私卖为先务。鄂督张之洞条上矿务正章七十四，附章七十三。盖自二十四年以来，矿章屡易，每因矿务龃龉，洋商辄引为口实。二十九年，商约大臣吕海寰与各国议订商约，许以开采矿产之利，但必须遵守中国矿章。而中国矿章，则比较各国通行者为之准则，特诏张之洞拟定。乃取英、美、德、法、比利时、西班牙矿章参互考证，区别地面地腹，釐定矿界矿税，分晰地股银股，暨华洋商，限制至周；尤注重於中国主权，华民生计，地方治理。阅数年乃成，下部议行，中国矿章始具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