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貞觀政要》是唐代史學家吳兢著的一部政論性史書。全書十卷四十篇,分類編輯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,與魏徵、房玄齡、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時的問題,大臣們的爭議、勸諫、奏議等,以規範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軍政思想,此外也記載了一些政治、經濟上的重大措施。它是中國開明封建統治的戰略和策略、理論和實踐的集大成。
貞觀十一年,侍御史馬週上疏陳時政曰:
臣歷睹前代,自夏、殷、周及漢氏之有天下,傳祚相繼,多者八百餘年,少者猶四五百年,皆爲積德累業,恩結於人心。豈無僻王?賴前哲以免爾!自魏、晉以還,降及周、隋,多者不過五六十年,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。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,當時僅能自守,後無遺德可思。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,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。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,而積德日淺,固當崇禹、湯、文、武之道,廣施德化,使恩有餘地,爲子孫立萬代之基。豈欲但令政教無失,以持當年而已!且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,寬猛隨時,而大要以節儉於身、恩加於人二者是務。故其下愛之如父母,仰之如日月,敬之如神明,畏之如雷霆。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。
今百姓承喪亂之後,比於隋時才十分之一,而供官徭役,道路相繼,兄去弟還,首尾不絕。遠者往來五六千里,春秋冬夏,略無休時。陛下雖每有恩詔,令其減省,而有司作既不廢,自然須人,徒行文書,役之如故。臣每訪問,四五年來,百姓頗有怨嗟之言,以陛下不存養之。昔唐堯茅茨土階,夏禹惡衣菲食。如此之事,臣知不復可行於今。漢文帝惜百金之費,輟露臺之役,集上書囊以爲殿帷,所幸夫人衣不曳地。至景帝以錦繡綦組妨害女工,特詔除之,所以百姓安樂。至孝武帝,雖窮奢極侈,而承文、景遺德,故人心不動。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,天下必不能全。此於時代差近,事蹟可見。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,並諸王妃主服飾,議者皆不以爲儉。臣聞昧旦丕顯,後世猶怠,作法於理,其弊猶亂。陛下少處民間,知百姓辛苦,前代成敗,目所親見,尚猶如此,而皇太子生長深宮,不更外事,即萬歲之後,固聖慮所當憂也。
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,但有黎庶怨叛,聚爲盜賊,其國無不即滅,人主雖欲改悔,未有重能安全者。凡修政教,當修之於可修之時,若事變一起,而後悔之,則無益也。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,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,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。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,而幽、厲亦笑殷紂之滅。隋帝大業之初,又笑周、齊之失國,然今之視煬帝,亦猶煬帝之視周、齊也。故京房謂漢元帝雲:“臣恐後之視今,亦猶今之視古。”此言不可不戒也。
往者貞觀之初,率土霜儉,一匹絹才得粟一斗,而天下帖然。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,故人人自安,曾無謗讟。自五六年來,頻歲豐稔,一匹絹得十餘石粟,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,鹹有怨言。又今所營爲者,頗多不急之務故也。自古以來,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,惟在百姓苦樂。且以近事驗之,隋家貯洛口倉,而李密因之;東京積布帛,王世充據之;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,至今未盡。向使洛口、東都無粟帛,即世充、李密未必能聚大衆。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,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。若人勞而強斂之,竟以資寇,積之無益也。然儉以息人,貞觀之初,陛下已躬爲之,故今行之不難也。爲之一日,則天下知之,式歌且舞矣。若人既勞矣,而用之不息,倘中國被水旱之災,邊方有風塵之警,狂狡因之竊發,則有不可測之事,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。若以陛下之聖明,誠欲勵精爲政,不煩遠求上古之術,但及貞觀之初,則天下幸甚。
太宗曰:“近令造小隨身器物,不意百姓遂有嗟怨,此則朕之過誤。”乃命停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