貞觀政要

論刑法

貞觀元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：“死者不可再生，用法務在寬簡。古人云，鬻棺者欲歲之疫，非疾於人，利於棺售故耳。今法司核理一獄，必求深刻，欲成其考課。今作何法，得使平允？”諫議大夫王珪進曰：“但選公直良善人，斷獄允當者，增秩賜金，即奸僞自息。”詔從之。太宗又曰：“古者斷獄，必訊於三槐、九棘之官，今三公、九卿，即其職也。自今以後，大辟罪皆令中書、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。如此，庶免冤濫。”由是至四年，斷死刑，天下二十九人，幾致刑措。

貞觀二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：“比有奴告主謀逆，此極弊法，特須禁斷。假令有謀反者，必不獨成，終將與人計之；衆計之事，必有他人論之，豈藉奴告也？自今奴告主者，不須受，盡令斬決。”

貞觀五年，張蘊古爲大理丞。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風疾，言涉妖妄，詔令鞫其獄。蘊古言：“好德癲病有徵，法不當坐。”太宗許將寬宥。蘊古密報其旨，仍引與博戲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。太宗大怒，令斬於東市。既而悔之，謂房玄齡曰：“公等食人之祿，須憂人之憂，事無鉅細，鹹當留意。今不問則不言，見事都不諫諍，何所輔弼？如蘊古身爲法官，與囚博戲，漏泄朕言，此亦罪狀甚重。若據常律，未至極刑。朕當時盛怒，即令處置。公等竟無一言，所司又不覆奏，遂即決之，豈是道理。”因詔曰：“凡有死刑，雖令即決，皆須五覆奏。”五覆奏，自蘊古始也。又曰：“守文定罪，或恐有冤。自今以後，門下省覆，有據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，宜錄奏聞。”

蘊古，初以貞觀二年，自幽州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，表上《大寶箴》，文義甚美，可以規誡。其詞曰：

今來古往，俯察仰觀，惟闢作福，爲君實難。宅普天之下，處王公之上，任土貢其所有，具僚和其所唱。是故恐懼之心日弛，邪僻之情轉放。豈知事起乎所忽，禍生乎無妄。故以聖人受命，拯溺亨屯，歸罪於己，推恩於民。大明無偏照，至公無私親。故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禮以禁其奢，樂以防其佚。左言而右事，出警而入蹕。四時調其慘舒，三光同其得失。故身爲之度，而聲爲之律。勿謂無知，居高聽卑；勿謂何害，積小成大。樂不可極，極樂成哀；欲不可縱，縱慾成災。壯九重於內，所居不過容膝；彼昏不知，瑤其臺而瓊其室。羅八珍於前，所食不過適口；惟狂罔念，丘其糟而池其酒。勿內荒於色，勿外荒於禽；勿貴難得之貨，勿聽亡國之音。內荒伐人性，外荒蕩人心；難得之物侈，亡國之聲淫。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，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。聞之夏後，據饋頻起；亦有魏帝，牽裾不止。安彼反側，如春陽秋露；巍巍蕩蕩，推漢高大度。撫茲庶事，如履薄臨深；戰戰慄慄，用周文小心。

《詩》雲：“不識不知。”《書》曰：“無偏無黨。”一彼此於胸臆，捐好惡於心想。衆棄而後加刑，衆悅而後命賞。弱其強而治其亂，伸其屈而直其枉。故曰：如衡如石，不定物以數，物之懸者，輕重自見；如水如鏡，不示物以形，物之鑑者，妍蚩自露。勿渾渾而濁，勿皎皎而清；勿汶汶而暗，勿察察而明。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，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。縱心乎湛然之域，遊神於至道之精。扣之者，應洪纖而效響；酌之者，隨淺深而皆盈。故曰：天之清，地之寧，王之貞。四時不言而代序，萬物無爲而受成。豈知帝有其力，而天下和平。吾王撥亂，戡以智力；人懼其威，未懷其德。我皇撫運，扇以淳風；民懷其始，未保其終。爰術金鏡，窮神儘性。使人以心，應言以行。包括理體，抑揚辭令。天下爲公，一人有慶。開羅起祝，援琴命詩。一日二日，念茲在茲。惟人所召，自天祐之。爭臣司直，敢告前疑。

太宗嘉之，賜帛三百段，仍授以大理寺丞。

貞觀五年，詔曰：“在京諸司，比來奏決死囚，雖雲三覆，一日即了，都未暇審思，三奏何益？縱有追悔，又無所及。自今後，在京諸司奏決死囚，宜二日中五覆奏，天下諸州三覆奏。”又手詔敕曰：“比來有司斷獄，多據律文，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，守文定罪，惑恐有冤。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，而情在可矜者，宜錄狀奏聞。”

貞觀九年，鹽澤道行軍總管、岷州都督高甑生，坐違李靖節度，又誣告靖謀逆，減死徙邊。時有上言者曰：“甑生舊秦府功臣，請寬其過。”太宗曰：“雖是藩邸舊勞，誠不可忘。然理國守法，事須畫一，今若赦之，使開僥倖之路。且國家建義太原，元從及征戰有功者甚衆，若甑生獲免，誰不覬覦？有功之人，皆須犯法。我所以必不赦者，正爲此也。”

貞觀十一年，特進魏徵上疏曰：

臣聞《書》曰：“明德慎罰”，“惟刑恤哉！”《禮》雲：“爲上易事，爲下易知，則刑不煩矣。上人疑則百姓惑，下難知則君長勞矣。”夫上易事，則下易知，君長不勞，百姓不惑。故君有一德，臣無二心，上播忠厚之誠，下竭股肱之力，然後太平之基不墜，“康哉”之詠斯起。當今道被華戎，功高宇宙，無思不服，無遠不臻。然言尚於簡文，志在於明察，刑賞之用，有所未盡。夫刑賞之本，在乎勸善而懲惡，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，不以貴賤親疏而輕重者也。今之刑賞，未必盡然。或屈伸在乎好惡，或輕重由乎喜怒；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，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；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，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。瘢痕可求，則刑斯濫矣；毛羽可出，則賞因謬矣。刑濫則小人道長，賞謬則君子道消。小人之惡不懲，君子之善不勸，而望治安刑措，非所聞也。

且夫暇豫清談，皆敦尚於孔、老；威怒所至，則取法於申、韓。直道而行，非無三黜，危人自安，蓋亦多矣。故道德之旨未弘，刻薄之風已扇。夫刻薄既扇，則下生百端；人競趨時，則憲章不一。稽之王度，實虧君道。昔州犁上下其手，楚國之法遂差；張湯輕重其心，漢朝之刑以弊。以人臣之頗僻，猶莫能申其欺罔，況人君之高下，將何以措其手足乎？以睿聖之聰明，無幽微而不燭，豈神有所不達，智有所不通哉？安其所安，不以恤刑爲念；樂其所樂，遂忘先笑之變。禍福相倚，吉凶同域，惟人所召，安可不思？頃者責罰稍多，威怒微厲，或以供帳不贍，或以營作差違，或以物不稱心，或以人不從命，皆非致治之所急，實恐驕奢之攸漸。是知“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，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”，非徒語也。

且我之所代，實在有隋。隋氏亂亡之源，聖明之所臨照。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，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，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，度長比大，曾何等級？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，動之也；我以貧窮而安寧，靜之也。靜之則安，動之則亂，人皆知之，非隱而難見也，非微而難察也。然鮮蹈平易之途，多遵覆車之轍，何哉？在於安不思危、治不念亂、存不慮亡之所致也。昔隋氏之未亂，自謂必無亂；隋氏之未亡，自謂必不亡，所以甲兵屢動，徭役不息。至於將受戮辱，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，可不哀哉！

夫鑑形之美惡，必就於止水；鑑國之安危，必取於亡國。故《詩》曰：“殷鑑不遠，在夏後之世。”又曰：“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”臣願當今之動靜，必思隋氏以爲殷鑑，則存亡之治亂，可得而知。若能思其所以危，則安矣；思其所以亂，則治矣；思其所以亡，則存矣。知存亡之所在，節嗜慾以從人，省遊畋之娛，息靡麗之作，罷不急之務，慎偏聽之怒；近忠厚，遠便佞，杜悅耳之邪說，甘苦口之忠言；去易進之人，賤難得之貨，採堯舜之誹謗，追禹湯之罪己；惜十家之產，順百姓之心，近取諸身，恕以待物，思勞謙以受益，不自滿以招損；有動則庶類以和，出言而千里斯應，超上德於前載，樹風聲於後昆，此聖哲之宏觀，而帝王之大業，能事斯畢，在乎慎守而已。

夫守之則易，取之實難。既能得其所以難，豈不能保其所以易？其或保之不固，則驕奢淫泆動之也。慎終如始，可不勉歟！《易》曰：“君子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治不忘亂，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”誠哉斯言，不可以不深察也。伏惟陛下欲善之志，不減於昔時，聞過必改，少虧於曩日。若以當今之無事，行疇昔之恭儉，則盡善盡美矣，固無得而稱焉。

太宗深嘉而納用。

貞觀十四年，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，被御史劾奏。太宗謂侍臣曰：“昔陶唐大聖，柳下惠大賢，其子丹朱甚不肖，其弟盜跖爲臣惡。夫以聖賢之訓，父子兄弟之親，尚不能使陶染變革，去惡從善。今遣刺史，化被下人，鹹歸善道，豈可得也？若令緣此皆被貶降，或恐遞相掩蔽，罪人斯失。諸州有犯十惡者，刺史不須從坐，但令明加糾訪科罪，庶可肅清奸惡。”

貞觀十六年，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曰：“夫作甲者欲其堅，恐人之傷；作箭者欲其銳，恐人不傷。何則？各有司存，利在稱職故也。朕常問法官刑罰輕重，每稱法網寬於往代，仍恐主獄之司，利在殺人，危人自達，以釣聲價。今之所憂，正在此耳。深宜禁止，務在寬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