貞觀政要

論安邊

貞觀四年，李靖擊突厥頡利，敗之，其部落多來歸降者。詔議安邊之策，中書令溫彥博議：“請於河南處之。準漢建武時，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，全其部落，得爲捍蔽，又不離其土俗，因而撫之，一則實空虛之地，二則示無猜之心，是含育之道也。”太宗從之。祕書監魏徵曰：“匈奴自古至今，未有如斯之破敗，此是上天剿絕，宗廟神武。且其世寇中國，萬姓冤仇，陛下以其爲降，不能誅滅，即宜遣發河北，居其舊土。匈奴人面獸心，非我族類，強必寇盜，弱則卑伏，不顧恩義，其天性也。秦、漢患之者若是，故時發猛將以擊之，收其河南以爲郡縣。陛下以內地居之，且今降者幾至十萬，數年之後，滋息過倍，居我肘腋，甫邇王畿，心腹之疾，將爲後患，尤不可處以河南也。”溫彥博曰：“天子之於萬物也，天覆地載，有歸我者則必養之。今突厥破除，餘落歸附，陛下不加憐愍，棄而不納，非天地之道，阻四夷之意，臣愚甚謂不可，宜處之河南。所謂死而生之，亡而存之，懷我厚恩，終無叛逆。”魏徵曰：“晉代有魏時，胡部落分居近郡，江統勸逐出塞外，武帝不用其言，數年之後，遂傾瀍、洛。前代覆車，殷鑑不遠。陛下必用彥博言，遣居河南，所謂養獸自遺患也。”彥博又曰：“臣聞聖人之道，無所不通。突厥餘魂，以命歸我，收居內地，教以禮法，選其酋首，遣居宿衛，畏威懷德，何患之有？且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內郡，以爲漢藩翰，終於一代，不有叛逆。”又曰：“隋文帝勞兵馬，費倉庫，樹立可汗，令復其國，後孤恩失信，圍煬帝於雁門。今陛下仁厚，從其所欲，河南、河北，任情居住，各有酋長，不相統屬，力散勢分，安能爲害？”給事中杜楚客進曰：“北狄人面獸心，難以德懷，易以威服。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，逼近中華，久必爲患。至如雁門之役，雖是突厥背恩，自由隋主無道。中國以之喪亂，豈得雲興復亡國以致此禍？夷不亂華，前哲明訓，存亡繼絕，列聖通規。臣恐事不師古，難以長久。”太宗嘉其言，方務懷柔，未之從也。卒用彥博策，自幽州至靈州，置順、祐、化、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，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。

自突厥頡利破後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，皆拜將軍中郎將，佈列朝廷，五品以上百餘人，殆與朝士相半。惟拓拔不至，又遣招慰之，使者相望於道。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爲於事無益，徒費中國，上疏曰：“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。中國百姓，天下根本，四夷之人，猶於枝葉，擾其根本以厚枝葉，而求久安，未之有也。自古明王，化中國以信，馭夷狄以權。故《春秋》雲：‘戎狄豺狼，不可厭也；諸夏親暱，不可棄也。’自陛下君臨區宇，深根固本，人逸兵強，九州殷富，四夷自服。今者招致突厥，雖入提封，臣愚稍覺勞費，未悟其有益也。然河西民庶，鎮御藩夷，州縣蕭條，戶口鮮少，加因隋亂，減耗尤多，突厥未平之前，尚不安業，匈奴微弱以來，始就農畝，若即勞役，恐致防損，以臣愚惑，請停招慰。且謂之荒服者，故臣而不納。是以周室愛民攘狄，竟延八百之齡；秦王輕戰事胡，故四十載而絕滅。漢文養兵靜守，天下安豐；孝武揚威遠略，海內虛耗，雖悔輪臺，追已不及。至於隋室，早得伊吾，兼統鄯善，且既得之後，勞費日甚，虛內致外，竟損無益。遠尋秦、漢，近觀隋室，動靜安危，昭然備矣。伊吾雖已臣附，遠在藩磧，民非夏人，地多沙滷。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，請羈縻受之，使居塞外，必畏威懷德，永爲藩臣，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。近日突厥傾國入朝，既不能俘之江淮，以變其俗，乃置於內地，去京不遠，雖則寬仁之義，亦非久安之計也。每見一人初降，賜物五匹，袍一領，酋長悉授大官，祿厚位尊，理多糜費。以中國之租賦，供積惡之兇虜，其衆益多，非中國之利也。”太宗不納。

十三年，太宗幸九成宮。突利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，並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，事敗，皆捕斬之。太宗自是不直突厥，悔處其部衆於中國，還其舊部於河北，建牙於故定襄城，立李思摩爲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。因謂侍臣曰“中國百姓，實天下之根本，四夷之人，乃同枝葉，擾其根本以厚枝葉，而求久安，未之有也。初不納魏徵言，遂覺勞費日甚，幾失久安之道。”

貞觀十四年，侯君集平高昌之後，太宗欲以其地爲州縣。魏徵曰：“陛下初臨天下，高昌王先來朝謁，自後數有商胡稱其遏絕貢獻，加之不禮大國詔使，遂使王誅載加。若罪止文泰，斯亦可矣。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，所謂伐罪弔民，威德被於遐外，爲國之善者也。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，常須千餘人鎮守，數年一易。每來往交替，死者十有三四，遣辦衣資，離別親戚。十年之後，隴右空虛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於中國。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，臣未見其可。”太宗不從，竟以其地置西州，仍以西州爲安西都護府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。

黃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爲不可，上疏曰：“臣聞古者哲後臨朝，明王創業，必先華夏而後夷狄，廣諸德化，不事遐荒。是以周宣薄伐，至境而反；始皇遠塞，中國分離。陛下誅滅高昌，威加西域，收其鯨鯢，以爲州縣。然則王師初發之歲，河西供役之年，飛芻輓粟，十室九空，數郡蕭然，五年不復。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，終年離別，萬里思歸。去者資裝，自須營辦，既賣菽粟，傾其機杼。經途死亡，覆在言外。兼遣罪人，增其防遏，所遣之內，復有逃亡，官司捕捉，爲國生事。高昌途路，沙磧千里，冬風冰冽，夏風如焚，行人遇之多死。《易》雲‘安不忘危，治不忘亂。’設令張掖塵飛，酒泉烽舉，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？終須發隴右諸州，星馳電擊。由斯而言，此河西者方於心腹，彼高昌者他人手足，豈得糜費中華，以事無用？陛下平頡利於沙塞，滅吐渾於西海，突厥餘落，爲立可汗，葉渾遺萌，更樹君長，復立高昌，非無前例，此所謂有罪而誅之，既服而存之。宜擇高昌可立者，徵給首領，遣還本國，負戴洪恩，長爲藩翰。中國不擾，既富且寧，傳之子孫，以貽後代。”疏奏，不納。

至十六年，西突厥遣兵寇西州，太宗謂侍臣曰：“朕聞西州有警急，雖不足爲害，然豈能無憂乎？往者初平高昌，魏徵、褚遂良勸朕立麴文泰子弟，依舊爲國，朕竟不用其計，今日方自悔責。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，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，朕恆以此二事爲誡，寧得忘所言者乎！”